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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他手心有点出汗，不是紧张，是愤怒还没消。

    五点整，赵鑫站起来，没拿话筒，直接开口：

    “各位，今天不聊电影多好看，聊电影为什么该拍。”

    他侧身，让出位置：

    “郑监制，您先来。”

    郑守业深吸一口气，拿起剧本，翻开第一页。

    他没念台词，而是念了剧本扉页上，自己手写的一行字：

    “给所有断了胳膊，还得继续活的人。”

    记者们愣住。

    “1967年原版《独臂刀》，讲的是江湖恩怨。”

    郑守业声音不高，但每个字都挺沉。

    “1977年新版，我想讲点别的，讲一个人失去最重要的东西后，怎么重新学会‘握紧’。”

    他顿了顿：

    “这不是我的故事。是我一个老友的。他十年前工伤断了右手，现在用左手写字，比大多数人右手写得还好。他跟我说：‘郑导，断手不可怕，可怕的是，你以为自己只剩一只手。’”

    现场安静下来。

    “所以这部电影，”

    郑守业合上剧本，“预算一百八十万，可能亏。但我接，是因为有些话，得有人说。”

    他坐下。

    梅姐站起来，没拿资料，直接脱掉高跟鞋，拎在手里：

    “《俏探女娇娃》，很多人问，为什么拍女性动作片。我今年五十三岁，在电影圈三十一年，见过太多‘女人该怎么样’的屁话。”

    她举起高跟鞋：

    “这玩意儿，穿久了脚疼。但疼，不代表不能穿着它跑、跳、打架。这部电影的女主角，就是穿着高跟鞋，在玻璃碴上跑出一条血路，不是因为她强，是因为她没得选。”

    她看向记者席里的女记者：

    “你们当中，有人昨天加班到凌晨吧？有人被男同事说‘女人别太拼’吧？有人穿着不舒服的鞋，挤巴士赶采访吧？”

    几个女记者，下意识点头。

    “那就对了。”

    梅姐把鞋穿上，“这部电影，拍给你们看。”

    吴生站起来时，手里端着一碗红豆沙。

    他舀了一勺，没吃，只是看着：

    “《七十二家房客1977》，我想拍的是这碗糖水。”

    记者们茫然。

    “陈伯煮了四十年糖水，配方没变，但吃糖水的人变了。”

    吴生说，“1973年，街坊来吃糖水，聊的是儿女婚事、邻里纠纷。现在呢？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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